事实上，中国这个比例不仅仅落后于美国，也比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低20%左右。

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就需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链中、高端形成并逐步提高竞争力，培育新竞争优势。

三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逐步上升，形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局面。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依靠资源、要素、劳动力低价格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业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进入专题： 转变发展方式 创新型经济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恩格尔系数高。

三是居民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47%。从服务行业本身来说，其就业弹性很高，接近o．75。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服务业发展的机遇。政治力量对城市化进程的过度干预（如复杂的行政审批和严苛的市场准入机制），人为地抑制了服务行业的发展，使服务行业在近20年增速缓慢。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 去政治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GDP增长数据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自1990年后远远落后于GDP增长。

从2009年和2010年，我和中山大学、《南方都市报》发起的对广东省农民工的调研结果看，农民进城打工，确实能够比他们在农村务农有更高的收入，但这个提高是一次性的，并没有形成持续提高的预期，而人的消费是取决于现时收入和对将来收入预期的。中国城市化的反常特征带来了种种问题。

从服务业的发展总量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的限制，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各种福利，也不能通过土地增值获得收益。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有多种表现：首先，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通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照，我们发现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比美国低了20%到30%。

要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促进中国的社会稳定，政府必须从政治城市化向市场城市化过渡。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也没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些政策逐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此后，城市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开始持续增长。

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在公开出版物乃至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一方面，由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然而，细想一下，从20世纪20-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石破天惊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的《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多少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的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哈耶克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在凯恩斯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不断增强。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弱时强。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一对宿敌。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

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着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些延异。

数年前，《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着的结尾预言：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

尽管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滞胀，以至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

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而凯恩斯无论是着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在不断地播撒和延异（la diff口rance）。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

哈耶克与凯恩斯，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哈耶克与凯恩斯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家 哈耶克 。

说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

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

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思想大师的误读。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着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独立生命的种子，在人世间和思想界不断地播撒。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只是问题的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